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由单一风险而是系统性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监管机构和世界各国都强化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在开放条件下，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的互动性大大增强，有效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已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金融稳定建立在两大基本均衡之上：从外部看，[深圳瑞丰注册香港公司]要保持国际收支均衡以维系汇价稳定和国际资金流动的稳定；从内部看，要保持货币供求均衡、资金借贷均衡和资产均衡，以维系币值稳定、信用关系稳定和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如果两大基本均衡遭到破坏，酿成金融危机的风险就会暴露。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基本能保持动态均衡，不会出现“硬着陆”风险，但仍然存在一些潜在金融风险，需要未雨绸缪。
直面潜在系统性风险：从外部因素看，中国金融体系主要面临三大潜在系统性风险：
其一，国家财富缩水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长期看美元呈贬值态势，将给中国造成直接损失。截至2012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为3.29万亿美元，其中70%即约2.3万亿为美元储备。如果每月人民币升值幅度为1%，那么每月中国外汇储备损失23亿美元。而美元贬值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根据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美元每贬值10%，可以促进美国GDP增长1.2%。而过去100年间美元内在价值已贬值95%。
其二，国际资本流向突然逆转风险。全球资金流向因美元升值和贬值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变化：危机期间，由于美元是避险资金的首选，当全球都需要美元时，必然推动美元进入升值周期，从而导致资金从新兴市场大量流出；在经济调整时期，美国为解决财政危机必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从而导致美元贬值，引起国际资本异常流入新兴市场，很快推高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中国一直是国际私人资本流动的最大目的地。这次危机期间，由于美国出台了三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较其他新兴经济压力要大得多。未来中国将长期面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
其三，金融开放过快产生的失控风险。金融开放的成本与收益并不对称，有的国家利用金融开放，乘机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而另一些国家金融开放却带来了严重金融危机。金融开放包括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开放速度过快最容易导致失控的风险。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中期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明证。金融市场过度开放也会导致失控的风险，尤其是国家银行被外资持股最容易在危机期间遭抛售的风险。这次金融危机期间，中资银行频频遭到外资股东减持就是个佐证。
从内部因素看，我国金融体系主要面临两大潜在系统性风险：
其一，房地产面临周期性调整风险。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有着密切关联。历史经验表明，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周期同步于甚至领先于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周期。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破坏性冲击，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均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房地产正面临严峻的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
其二，地方债务风险。从贷款期限来看，2011～2013年将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集中到期时间，也就是说，未来一年半时间内，各地方政府的债务将进入偿还高峰。一旦土地市场降温，土地价格下跌，地方土地收入缩水严重，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融资平台贷款。而且，地方债务清理问题与房地产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债务清理将给房地产行业带来更大调整压力。
对策一：国际社会共同督促美国承担风险
当前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主要有两大风险，一是对外贬值，即汇率风险；二是对内贬值，即通胀风险。解决美债风险的根本之策，就是通过G20机制督促并设计一种让美国也要承担汇率风险和通胀风险的特殊机制。
特殊机制一：要求美国发行“非美元计价”的债券以对抗汇率风险。这不仅有利于外汇储备持有国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资产的多元化水平，而且有利于转变美国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的增长模式。
特殊机制二：要求美国将中国的存量美债置换成“通胀联动式国债”以规避通胀风险。“通胀联动式国债”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一种根据通货膨胀指数调整收益率的债券类型，能够有效排除债券投资者因为美元通货膨胀蒙受的损失。
美国政府虽于2009年8月4日开始向中国承诺将继续发行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IPS），但这只解决了增量问题，中国还有巨额的存量美债仍然存在贬值风险。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美元贬值引发的通胀风险，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持有的存量美债置换成“通胀联动式国债”，防止美债泡沫破灭的风险。
对策二：采取应对美元升贬的稳定策略
一是当资金外逃时，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是最佳选择。这样的策略在两次危机中都得到了验证。比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诸国货币平均贬值 30%～40%，当时贸易界、商界和经济学界都要求人民币贬值，以促进出口增长，但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让人民币贬值，还收窄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正是中国政府“人民币不贬值”的政治承诺，大大帮助东南亚金融市场趋于稳定，这恰恰是国家最高战略。
二是当国际资本异常流入时，应开征“短期资本交易税”。“短期资本交易税”是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在1972年提出的，主要是针对短期资金的往返流动而设置的。从实践来看，托宾税能有效克服“热钱”投机造成的汇率波动，有助于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当资本流入量迅速增加，出现投机冲击时，实行0.2%～1%多级惩罚性税率，以增加短期交易成本。高昂的惩罚税成本，可迅速抑制资本过度流动，平抑人民币升值预期，也能达到鼓励国际资本作长期投资的目的。
对策三：注重金融实际开放度
把握“名义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差距，在金融开放同时提高国家控制力。欧美发达国家在金融开放时，往往对外倡导金融自由主义、对内实施有效保护，利用法律传统、市场力量以及针对性手段设置了“有效的政府保护机制”，对“名义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进行了智慧设计。
比如美国针对银行业，明令禁止外国银行在美国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明令禁止外国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不支持外国银行在美国当地扩充业务网络、经营零售业等。由于这些限制，外国银行长期无法进入美国银行的主流业务。同样的保护也发生在美国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市场经济大国，必须时刻关注金融市场开放与国家控制力之间的结合，以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中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拆除旧的防护措施时，却没有设置有效的新保护机制，从而招致外资冲击。中国作为一个运行市场经济的大国，要在提高金融名义开放度的大背景下，通过技术性的要求、程序化的规定等，实行一系列可解释性的限制措施，实现“效率与安全并重”的金融开放。
对策四：拓宽房地产融资渠道和风险监控体系
房地产风险之所以与银行系统捆绑在一起，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房地产行业融资渠道单一；二是资金监管缺乏手段，风险控制能力弱。对房地产风险监控应从这两方面入手。
其一，拓宽房地产融资渠道。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作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一种创新工具，可以为房地产企业提供新的融资途径。从宏观层面看，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有利于完善我国房地产金融的架构，提高我国房地产金融的完备性；从微观层面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以股权形式的投资，不会增加企业的债务负担，可以建立起一种比较稳定的融资机制，为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可靠的资金循环保障。
其二，建立房地产风险监控指标体系。在房地产风险监控上，三大指标体系必不可少：一是建立商品房和经济房价格网上评估体系。为了让购房者准确了解所购房屋的真正价值，防止房价虚高情况，政府要及时公布供求信息、限制最高空置率；二是建立“租售缺口比”监控指标。即用房产抵押贷款率与租金收益率之比来表示“租售缺口比”，该缺口越大，说明房地产泡沫的成分也就可能越大。此乃香港经验；三是建立“房地产业抵押贷款集中度”监测指标。该指标过高则意味着银行资金过度向房地产集中，导致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
对策五：加强地方债务制度建设
将预算审计常态化以提高地方债务透明度。国家审计署于2011年3～5月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全面审计，这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的首次大盘点。今后类似这样的财政审计可以定期进行并机制化和常态化，以提高地方债务透明度。
强化各级人大对政府举债行为的监督。地方政府或其所属机构的资本运营、债务事项，应该明确向各级人大公布并接受监督。各级人大机关加强对当地财政方面(包括税收和预算)法律的执法检查，是现行制度下的正常履职，并不需要什么制度性的大修大改。
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约束。[青岛瑞丰注册香港公司]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债务管理过程中的权责范围、地方政府进行债务融资的条件、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上级政府具有审批、监管、代为管理的权力，等等。
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要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严格确定偿债责任单位，确保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各级政府要设立相应的偿债准备金。一是对财政直接负债，财政每年要有计划地从地方财力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建立偿债准备金；二是对其他负债，可以考虑在相关部门的专项支出中，按一定的标准落实好偿债准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