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是否过度？这已经成为市场争论的一个焦点。与此高度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本轮中国经济的放缓，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很多人认为，由于资金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广州瑞丰注册香港公司]中国经济正在出现结构性的放缓，但如果梳理一下中国经济放缓的脉络，这结论则显得过于草率。
首先，本轮经济放缓，固然存在外界因素，也有一些结构因素(人口红利的丧失，工资和成本的上升)，但更重要的是房地产市场的明显降温，其背后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而5月以来，房地产成交量开始明显上升，价格也开始企稳，并有反弹之势。如果这一趋势延续，则表明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仍十分强劲，政府通过调控仅仅达到了“暂抑需求”的目的。
从工业增加值看，今年以来放缓最为明显的是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重工业，而这些行业无不与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高度相关。而剖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可发现，受创最严重的行业，除房地产之外即是铁路投资。从资金来源来看，私人和企业投资仍保持在高位，而政府投资则大幅下滑百分之十左右。
这表明，很大程度上放缓是政府有意为之，即通过调控房地产减少自身投资，并达到收缩经济的目的。去年开始的高通胀，令官方对经济过热高度警惕，主动减少了投资。数据表明，与往年不同，去年整体财政存款显示收缩流动性的迹象，控通胀的意图十分明显。
控制通胀和控制资产价格上涨，最终导致经济放缓，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不应算作“结构性放缓”。
当然，中国经济的确存在“结构性放缓”因素：一是资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二是环境成本的上升;三是社会分层加剧导致的社会摩擦;四是投资与消费在GDP中占比失衡等。
对比一下真正陷入结构性增长困境的欧洲和美国经济，可以发现明显差异。欧美面临的是政府债务高企，货币政策已无放松余地，只能依赖量化宽松，而民间资本却仍缺乏投资热情。其结构问题，已造成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失效，这样的结构性放缓是致命且难以挽回的。
相信即使强调中国经济“结构性放缓”的观点，也认为中国经济至少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而这一数据仍然非常可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1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仅为10万亿元人民币，每增长10%意味着新增1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而到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达47万亿元，即使增长5%，也意味着将近 2.4万亿元的财富。对全球经济来说，意味着中国的需求将十分关键。
如果得出中国经济不是“结构性”而是“周期性”放缓，其背后是政府调控在起作用的判断，那么也意味着，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放松，那么中国经济将能很快实现周期性复苏，同时，由于此前的调控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需求，而经济一旦反弹，其力度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中国的政策和政治周期存在着一定的暗合。
亚洲开发银行近期一项研究也表明，如果中国人均GDP 以 PPP（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7万美元(大约在2015-2017年)，在缺乏经济结构改革的情形下，中国经济才会面临严重的结构性放缓。
以上的分析也表明，短期内中国依然面临着周期性下行而非结构性下行的压力，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未来数年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反弹，仍然需要投资的拉动。同时从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来看，中国的投资事实上仍然有较大空间。
按照很多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中国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为1万美元（按2005年不变价格），而日本的人均资本存量则大约达到了14万美元，美国则为10 万美元左右。这样的比较也清晰地表明，中国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包括人力资源的教育投资和研究以及发展经费的投入）来提供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并以发展为未来的改革提供坚实的经济条件。
同时，很多不赞同中国继续加大投资的观点，其实并非认为中国不需要投资，而是认为长期以来由于地方政府主导投资，由此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存量过大，导致严重的金融风险，同时政府主导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贪污和浪费。这样的一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经济，但与现行经济体制有关。这些问题其实可以使用经济的手段予以缓解。
笔者认为，中国可以考虑引入债券融资来缓解资金压力并对投资行为加以约束和管理。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也应该允许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融资。
允许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和资产的期限错配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集中在银行端，同时融资期限较短，一旦债务偿还压力集中爆发，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出现严重的流动性问题。
事实上，地方政府的总体负债率并不高，也拥有着长期稳定的税收和其他收入，这意味着如果将其债务期限拉长，并允许其在债券市场上作更多中长期限的融资，其面临的“期限错配”问题将大为缓解，同时中国经济的整体金融风险也会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本身也能创造出收益和稳定的现金流，这也意味着只要将债务周期拉长，投资项目本身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覆盖其到期债务，并在还款期结束后创造出较好的经济效益。
此外，对地方政府来说，进入债券市场也意味着其需要接受市场投资者和评级机构的公开监督，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形成对其行为的“硬约束”，这不仅有利于减少投资当中的腐败贪污，也有利于让市场“用脚投票”来决定是否允许地方政府作相关投资。
从实际操作来看，地方政府向市场公开其资产负债状况，同时公布投资项目的资金流向、投资目的以及预期收益率，市场和评级机构对其本身的负债情况加以分析，同时对其项目作可行性分析，以此判断其风险，并得出相应的收益率水平。
在项目过程中，市场可以通过动态监测来选择买入或者卖出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从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也需要通过不断与市场沟通，来达到双方的良好和理性沟通。
将以上这些因素分析综合，[深圳瑞丰注册香港公司]笔者认为，贸然断定投资已经过度，地方政府不可再主导投资的观点，事实上有些武断。理性和可行性分析可以显示，中国投资（固定资产，人力资源，研究与开发(R&D)）仍然大有可为，但在未来的投资进程中，更多引入市场和监督力量，逐步促进中国决策机制的改革，在周期性上升的经济周期中，逐步化解结构性放缓的体制性矛盾，才是可取而科学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