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居于学院之中，[杭州如何注册香港公司 服务]在纸堆书本里耳濡目染的久了，难免不会产生一种“想象的”优越感。
优越感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高雅趣味，却偏偏被学院之人奉为高于大众的精英式标签。在不同的大学里来回穿梭，在漫漫的从博士到助教再到教授的道路上，每天从事高强度高密度的抽象思考，再时不时地就救世济民的大话题激辩一番，在某一个瞬间突感有历史加于己身的责任忧患意识，于是不自知中就会滋生出不少娇宠的学院气、傲慢气，把自己想象成见多识广、全知全能的俯视者，身体里处处流淌着是知识的高贵血液。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一书中，曾提出写作有四大动机：其一是纯粹的自我中心，希望自己变得聪明，死后留名，向那些在你童年时候冷落你的长辈们出口气；其二是审美方面的热情，欣赏外部世界的美，或者欣赏词语之间正确组合的美；其三是历史方面的冲动，希望看到事物的如实面貌，找出真正的事实，记录下来供后人享用；其四是政治方面的目的，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改变他人的想法。
做学问和写作不无类似，或者更确切的说，写作是学问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奥威尔总结的四大动机，也就毫不例外的成为了支撑学院之人优越感的巨大支柱。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理论，所建立的模型，是构架明日世界意义系统的桥梁，是带领社会走出精神贫瘠的源头。
这股子想象出的优越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书呆子们对书本认知的盲目膜拜。学问做到白头，西方理论津津乐道，再创造出一些拗口的后现代主义表达，譬如“去文化的文化，反文化的文化性”，就可以拥有批评的特权，甚至跨越专业知识的门槛，说东道西，去涉猎本不熟悉的领域。
现今学术培养的一大趋势，就是对单一学科的专精强化。书固然是读得多了，但读书的面却窄了，分析框架单一化，想象力也相应萎缩。另一方面，长期囿于学院之内，最为要命的，就是欠乏现实经验的锤炼。西方理论虽然读得不少，但在实际问题面前，却由于缺少第一手的触感和体认，只能生搬硬套理论，提出的研究问题宏大有余，敏感性不足，总感觉只是隔靴搔痒，难以掌握应有的厚度和深度。真诚的批评家多是对现实世界有着切肤之痛的体察者，而非抱守着知识的优越感却脱离实际空口而谈的思想导师。
想象的优越感的另一种反向表现，就是关起门来只做学问，不问世事，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或美其名曰，保持知识分子的中立学术立场。当然，一门心思做学问，已经远远好过于那些将学问当作敲门砖的功利主义者，更何况在动荡的政治运动年代，最先遭受批判的，总是批评声音最大的。在今天，社会大环境的浮躁气之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么多“知识分子”一心依附于体制的威权，而抛弃了学术的良知。所以肯花心思做学问的学院人，已属十分难能可贵。但诚如学者林贤治在《美国知识分子》一书的序言中所言，“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一群充满活力、勇猛精进的知识分子，不能由此前后形成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稳定的知识分子传统，要建设一个文明社会将变得加倍艰难。”
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海德格尔语）。只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政治问题上采取不管不问的回避态度，虽然规避了风险，堆积了自我的优越感，但却丢失了重建政治社会秩序的理想和勇气。长期往复，犬儒化生存便会成为最常态的治学之道。
在我看来，有独立人格的学院人，[注册香港公司 咨询服务]既不应该怀念过去，也不应过分寄予未来，而是要对“现在”这个题目，坦荡荡地晒出自己不受阉割的思想，以及愤怒，用知识批判介入公共事物领域，为弱势群体发声，为社会不公呐喊，进而点滴地改善现状，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这才是一种行动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