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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庆展: 信托步入负增长时代 各类机构分食通道业务
20世纪初，信托业传入中国。但发展初期都是些外商机构，后来才慢慢有银行通过设立信托部的模式来兼营信托业务。
19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标明“信托公司”的企业--中国商业信托公司成立，此后数年间相继成立了十余家信托公司。
但是大部分信托公司成立之初就意在投机，这注定了它们最终将被淹没在金融动荡中。
国民政府成立后，[南京 注册香港公司服务] 以上海为中心的私营信托开始恢复，慢慢的官办信托机构也开始崛起。
但是由于旧中国的信托行业地位不高，国民也没有形成成熟的信托观念，因此信托业始终处于挣扎求生的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原有的信托机构进行了改造，但是随着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来临，信托失去了存在的客观条件，逐渐消弭于无形。
1979年，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和批准下，荣毅仁先生创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信托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混乱与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信托业逐渐发展成了“百货商店”，上千家信托公司变相揽储放贷、与银行争抢资金，信托机构严重违章经营、管理异常混乱。
之后的三十年间，信托业先后历经六次行业整顿，逐步贯彻监管层“分类经营、扶优限劣”的思想方针。
特别是随着“2001年《信托法》、2007年《信托公司管理办法》、2007年《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信托业一法两规的法律体系的完善，信托业开始重新焕发生机，逐渐走上正轨。
2007年底，信托资产规模不到万亿，而截至2013年底，这一数字达到10.91万亿元，坐稳金融行业的第二把交椅。
然而，进入马年以来，信托业反而一改过往策马狂奔的态势，放缓增速，开始说起转型。
信托业协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二季度末，信托业管理的信托资产总规模为12.48万亿元。
虽然总量再创历史新高，但较上月下降了0.24万亿元，首次出现月度负增长。
对此，中国信托业协会专家理事周小明表示：“经济下行增加了信托业经营的宏观风险、‘泛资产管理’加剧了信托业的竞争、金融自由化萎缩了传统融资信托的市场空间、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规范减少了简单通道业务的市场机会。”
刚迈入2014年，信托业就迎来了史上最大的兑付危机--规模高达30亿元的“中诚诚至金开1号信托”出现险情。
虽然该产品最终以第三方接盘的方式收场，投资者都收到了本金，也实现了年化超7%的收益，保持了信托刚性兑付的金身。
但是由于到期的信托资产规模不断增加，尤其是随着2014年房地产行业的调整，一时间打破刚兑之声不绝于耳。
其实，目前12.48万亿信托中，扣除单一信托及管理财产信托后，集合信托仅占比26.36%，约为3.29万亿元。而这部分集合信托中，还有3成左右为数家机构共同参与的类通道业务。
剩下的2.3万亿元中，本身就为浮动收益的证券投资信托占比约为12%，投向其他金融机构的约为14%，投向从未发生风险的政府基础产业领域的为23%。
这么算来真正需要信托公司承担所谓的刚性兑付责任的“刚兑资产”规模大概为1.2万亿。
截至到2014年2季度末，信托业固有资产总规模3058.57亿元，全行业实收资本总额为1188.66亿元，全行业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749.61亿元。
也就是说，信托全行业的净资产对“刚兑资产”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20%。可以比较的是，截至2013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约1%。
另一个佐证是，银监会内部会议曝光的信托公司上报的风险资产总额约为700亿元。但这还仅仅是可能出现风险的资产，同时绝大多数项目也都有完善的风险控制，比如抵押、质押，连带担保等等。
显而易见，信托业并不会发生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虽说信托公司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刚性兑付，这也是过去几年间信托行业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但是，刚性兑付在扩大客户积累、促进信托规模迅速膨胀的同时，也掣肘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方面刚性兑付违背了信托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行业初衷，不利于信托公司的尽责管理；另一方面刚性兑付抬高了市场的无风险利率，助长了道德风险，不利于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2013年人民银行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开放票据贴现利率管制、建立金融机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建立贷款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标志着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进入新的阶段。
此前，由于利率管制，银行和信托等非银机构形成了“利率双轨制”。也正是受惠于此，信托借助其本身的制度红利迎来了一波迅猛发展，但也积累了部分风险。
利率市场中，在加入了银行这尊巨无霸后，由刚性兑付维系的无风险利率势必会受到冲击。
借助利率市场化的契机，央行也表示“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刚性兑付，顺应基础资产风险的释放，让一些违约事件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自然发生”。为长久计，打破刚兑，放开管制，让市场这只大手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这或许更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以及结构的调整。资金都是聪明的，它天生知道往哪里流。
刚兑压力之下，转型也被炒得沸沸扬扬。历数过往，无外乎土地流转、家族信托等新兴模式。当然任何转型都是特定经济环境的产物。
比如说，《201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我国大陆有105万千万富豪和6.45万亿万富豪。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当年的“创一代”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也面临着如何向“富二代”们传承的难题。
根据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家族信托应运而生。
再比如，规模农业项目的特点就是投资大、见效慢，现代金融服务的不对称和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而且随着现在农村劳动力大量的出逃，出现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空巢现象，耕地闲置率大幅上升，从而使土地流转信托有了一定的发展背景。
不过任何转型创新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初期必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对土地流转信托来说，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性质变更、从单一项目到全国范围的规模化扩张等等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究。
首单土地流转信托正是因为土地性质问题使后续的现代农业科技项目在成立半年后仍未动工。
对家族信托来说，亟待解决的是如何让信托机构变得比子女还可信，从而实现财富传承，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另一方面来说，家族信托的一大主要作用是通过财产权的分离而实现避税功能，然后我国遗产税还尚未开征，富一代们也因此缺乏动力。
目前国内大多家族信托因涉及财产权的剥离而被高端客户不认可，现行运作的多为“伪家族信托”，即附带服务功能的超大额投资性信托。
除了对自身经营模式的创新外，外部环境的风云突变也让信托业不得不更加关注同业间的竞争与合作。
2012年下半年以来，一系列的新政实施，监管层几乎将各个金融子行业间的围墙全部打通，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保险资管蜂拥而至。资管市场正式进入群雄逐鹿的年代。
其实，对基金子公司和券商资管来说，他们分食走的大部分都是通道业务。而随着未来同质化业务竞争的加剧，非标资产的逐步清理，通道业务增速必然出现下滑。积极加强自身的主动管理能力才是在大资管浪潮中安身立命的根本。
对保险资管来说，一系列新政的颁布意味着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不仅要承担提升保险资金收益的重任，也被寄予推动整个保险资管行业进一步向市场化转型和改革的重望。
然而，术业有专攻，此轮保险新政更大的意义在于给了庞大的险资一个更广阔的投资空间。
泛资管时代，真正考验各家机构生存能力的主要还是其主动管理能力，包括前期项目的获取、尽职调查，贷后管理等等。
在同业合作层面，各家机构则主要体现为资金的融通以及交叉持股。
拿资管行业新晋权贵--基金子公司来说，截至2014年3月底，已有67家基金公司成立基金子公司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其中有19家背后依靠的是信托公司，14家依靠银行，1家为四大资产管理系基金子公司，剩余的33家则全部是券商背景。
当然，内部业务模式的创新也好，外部环境突变导致的转型也罢，都少不了有监管层的政策支持与推动。
2013年信托业年会上，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提出了完善信托业内部治理体系的“八大机制”，俗称“杨八条”。
他分别从“公司治理机制、产品登记机制、分类经营机制、资本约束机制、社会责任机制、恢复与处置机制、行业稳定机制、监管评价机制”等八个层面深度分析了信托公司治理能力的建设问题。
其中恢复与处置机制也称“生前遗嘱”，是指金融机构以自身面临倒闭为前提，事先提交处置与恢复计划。
该制度之前主要是针对“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制定的风险化解机制。
此外，[注册香港公司登记服务]分类经营机制指出应当按照各家信托公司的治理状况、风险管理水平、人才团队建设和软硬件支撑等情况，与不同的业务范围相对应，实行分级管理、分类经营，并同时建立升降级制度。
从而促进各家信托公司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让人尽其能、物尽其用。
2014年4月，银监会出台了号称最严监管的“99号文”--《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主要从风险管控、业务转型、监管机制等三个层面来规范信托公司的发展，着重提出了建立流动性支持和资本补充机制、清理非标准化资金池产品等切实有效的管控手段，要求充分贯彻“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信托文化。
监管层近日下发了《2014年信托公司评级指引》。这是2010年以来，银监会对于信托公司分级监管办法的首次调整，标准由原来的定性向定量转化，对信托公司的评价重点放在自主管理能力和风控能力两个方面。
新规以合规管理要素为前提，统筹考虑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要素的评级结果，根据各要素的重要性和级别情况将信托公司分为1-6级，每个级别分别设A、B、C三档。
评级结果将作为衡量信托公司风险程度、监管规划和合理配置监管资源、采取监管措施和行动的主要依据。
转型之年、负增长时代，无论是兑付压力导致的自身经营模式的转变，还是竞争更加激烈的外部环境倒逼导致的转型，再或者是监管层政策的推动，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防范并化解风险从而推动信托业更健康稳健的发展，为了使信托公司更好地服务投资者，真正的回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正确轨道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