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001年，当时9/11恐怖袭击刚刚过去，《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个封面，标题是“改变世界的一天”。当时这样的断语让人觉得颇为贴切。但是，尽管这一事件非常糟糕，当历史学家们开始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时，我揣测他们会否真的认为那是引发西方世界改变的事件。
如果你观察一下周围，[大连瑞丰注册香港公司]你现在可能会猜测，改变世界的事件是否是金融危机的标志性时刻——雷曼兄弟的破产。
毕竟，这场危机改变全球政治格局显然与其改变全球金融格局的速度一样快。这些事情显然是复杂的，但你可以进行这样的推定：迅速上涨的食品价格——你可以轻易将其归咎于定量宽松政策——导致了阿拉伯之春，而定量宽松是金融危机的一个明显而直接的结果。
这场危机还导致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并显然要对随之而来的日益普遍的抗议负责。就连中日争端也可以归咎于金融危机：如果中国领导人不是因为出口放缓而希望将注意力引开的话，他们对于尖阁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操心程度会否超出寻常水平？
这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种各样的独立运动出现的原因。如果不是苏格兰选民认为工党金融无能，那么苏格兰民族党还会在选举中胜出吗？如果没有西班牙的经济危机，加泰罗尼亚还会要求接手马德里在该区的征税权力吗？
当然，接下来还有定量宽松本身。太长时间和太大数额的印钞从很多方面来讲都是一个糟糕的想法，但其中一点是，印钞最终会扼杀人们对金钱的信任。有传奇色彩的投资者约翰•邓普顿爵士喜欢指出，滥用度量衡是政府失去选民信任的一条捷径。改变你口袋里美元、英镑和欧元价值的定量宽松如果不是滥用度量衡的话，又是什么呢？
你还可以将这一事实归咎于这场危机：西方国家政府的规模更有可能从现在的水平扩大，而非缩小。为什么？不平等。
你可以提出（非常充分）的理由，称日益加重的不平等（99%的人实际薪资下滑）让消费者没有能力消费，除非他们借款（这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点是否属实其实并不重要。不平等已成为西方的一件政治大事，这意味着，所有意识形态的政界人士都在寻找新的再分配方式，即便他们未能解决预算赤字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忍受无休止的有关出台财富税的辩论（我要提醒你，印花税和非通胀挂钩的资本利得税意味着，英国已有两项财富税）；为什么并非所有人都对自由民主党提出的建议感到愤怒，该党提出，应迫使那些收入超过5万英镑的人承担比目前更高的英国政府偿债负担；为什么多数法国富人已收拾好行李，准备在摩纳哥度过多年。
我提到这一切是为了说明，这场危机不仅造成了经济影响，还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综合来看，你会发现全球经济中的苦难和不确定性都肯定处于极端水平。
从单纯的投资角度来看，这不一定重要。正如桑迪•奈恩和乔纳森•戴维斯在二人的新书《Templeton’s Way with Money》中所言，问题无非是“有多少负面因素已被计入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工具的价格”。通常，在经济困难时期，特别是像现在这样的不可预测的时期，投资者可以获得非常低的估值，从而有很大几率在未来获得高回报，由此得到补偿。因此有这样的说法：人们应“趁街上发生流血事件时买进”。
然而，现在街上一滴“血”都没有。没错，从长期估值，一两个市场（特别是在欧洲）较为廉价。但由于定量宽松和错觉的有毒组合，美国市场肯定不便宜。
策略师安德鲁•史密瑟斯提出，尽管“考虑到风险”美国股市应变得“廉价”，但它们却很昂贵，根据史密瑟斯青睐的衡量标准，美国股市被高估59%。这些衡量标准包括经过周期调整的市盈率（考虑10年期间的利润）和托宾Q比率(Tobin's Q，比较股价与资产重置价值)。这能持续多久？
法国兴业银行的艾伯特•爱德华斯认为时间不会很长。[厦门瑞丰注册香港公司]他在最新简报中提出，所有人都应大幅削减股票投资（他上一次这样说是在2008年5月），理由是，尽管定量宽松很可能产生资金洪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资产价格高企，但投资者最终将失去信心，意识到本•伯南克的“毁灭性”政策终有一天会“毁灭世界”。如果你认为，你的钱在美国可能比在欧洲更安全的话，那么请记住这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