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厄瓜多尔卫生部长卡丽娜•班赛•马夫拉乘飞机绕着世界飞了半圈。她这是为了什么？答案是，她是去北京为厄瓜多尔的卫生系统购买价值5000万美元的中国医疗器材。
与此同时，[注册美国公司知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洲开发银行批准了对一个风险投资基金的500万美元股权投资。该基金由墨西哥政府资助，为墨西哥中小企业提供种子资本和战略咨询。
这两个具有对比性的例子（一个是与购买中国货捆绑的政府间贷款，另一个是推动墨西哥私人企业发展的多边举措），虽然所涉金额都不大，却都反映出开发银行在全球、尤其是拉美发生的改变。
世界银行首席拉美经济学家奥古斯托•德拉托雷说：“（开发性金融领域）正在上演一场革命，拉美则是变革最为深刻的地区之一。”
这场“革命”在很多方面凸显出来，但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表现在拉美这一点上。
德拉托雷说，多边开发性金融如今“只是全球资金洪流中的一个小水滴”。
促成这场革命的因素之一就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
德拉托雷补充说：“建立开发银行的最初设想是，它们可帮助填补各国的融资缺口。由于多数国家的政府现在都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这种设想不再站得住脚了。”
国际金融研究所数据表明，以2010年为例，流入拉美的私人资本总额超过2800亿美元，差不多是世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当年合计贷款额的10倍。
促成革命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为获取拉美的资源和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其巨额外汇储备的一部分配置到了该地区。
据波士顿大学的凯文•加拉格尔估计，2010年中国向拉美贷款约370亿美元，高于世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当年对拉美的合计贷款额。
不过，中国的贷款并不便宜。加拉格尔说：“总的来说，借方需要支付相对较高的利息。”而且，这些资金基本上只贷给了三个国家：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
今年世行行长候选人之一、哥伦比亚前财长、哥伦比亚大学的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实际上只将资金贷给难以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国家，主要是因为政治风险会带来较高的利息。”
促成革命的第三个因素是地区性开发银行的崛起，例如巴西的巴西国家发展银行，还有总部位于委内瑞拉的泛拉美放贷机构“安第斯开发公司”(CAF)。它们的股东同时也是当地的政府，而且它们不附加西方民间机构为华盛顿多边融资附加的那种限制条件，因此它们的贷款通常能很快发放到位。奥坎波补充说：“20年前，地区性开发银行似乎要完蛋了。现在，好像人人都需要它们，甚至欧洲也不例外。”
这场革命的影响仍在持续，它促使人们调整了思维，从关注“资金短缺”改为关注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可用资金。从一方面来讲，多边融资作为反周期基金的提供者仍能扮演有价值的角色。例如2008-09年金融危机期间，随着私人市场的停摆，世行与美洲开发银行大幅增加了放贷额。
美洲开发银行战略规划部主管卡尔多•埃切巴里亚说：“我们的客户知道私人资本市场的动荡起伏，因此他们仍愿最大限度的求助于我们。”他接着说，美洲开发银行的年放贷能力只有120亿美元，而该行面对的年贷款需求却高达180亿美元。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在更为正常的时期，的确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
这时候，开发银行仍扮演传统的融资中介角色就不够了。在这类传统角色下，开发银行利用自身的AAA评级从国际市场上借来廉价资金，然后再附加一个的较小的息差贷给各国。现在，在这样的传统角色之外，开发银行需要一种理念上的革新。
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普遍认为“政府最明白”。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认为“市场最明白”。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则认为政府和市场都扮演着支持性角色。
墨西哥国家金融开发银行就是个很好的、凸显这场变革的例子。该行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电子平台，这个平台允许数百个当地沃尔玛供应商将他们的应收账款卖给私人投资者。这样，供应商就能立刻回笼资金，而不是依赖沃尔玛通常的支付系统在180天后回笼。
而在谁在放贷给谁这事上，也需要革新理念。最明显的例子是，新兴国家要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运作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中国和巴西等国愿意在增资时拿出更多的钱。
如果说这两者大体上遭到了拒绝，[注册美国公司常见问题]那是因为工业化国家不愿让权，或者以世行的例子来说，这些工业化国家不愿支付额外的匹配资本金、以使世行能够在拥有所有传统保障的条件下扩大贷款。
这种立场的效果很有争议。正如中国在拉美不断增强的金融存在所证明的，西方的影响力终归会被世界上的新兴大国稀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