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罗•瑞安被选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可以明显看出，[瑞丰注册香港公司服务] 美国两党已经达成共识，本届总统选举的核心议题将是联邦政府在美国经济活动中所占的规模和影响的范围。两党对历史上什么是“正常”的政府支出水平以及“政府支出”应包含哪些组成部分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一个在两党中均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未来降低联邦政府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可行的，也是恰当的。
不幸的是，这一目标不太可能实现。即使仅保留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政府职能也将导致公共部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显著上升。多种结构性因素导致了这一局面。
原因之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将导致联邦政府支出显著扩大，除非政客们决定降低历来向老年人提供的保障标准。通过社会保险、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福利计划，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中约有32%被用于帮助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下一代人中65岁以上群体与工作年龄段群体的人数之比将从1:4.6上升至1:2.7，这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不做调整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将上升5.6个百分点。虽然随着美国民众健康水平以及预期寿命的提升，上调预期退休年龄或有其合理性。但这不太可能抵消下一代人中预期寿命不足15年的群体占比预计上升34%的影响。
原因之二是，随着政府债务的进一步累积以及利率回归正常水平，利息支出在联邦政府支出中所占比重将趋于上升。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2007年，公众持有的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相当于同期GDP的36.3%。在非常乐观的情况下，例如全国财政责任与改革委员会的建议被付诸实施，2020年时公众持有的联邦政府债务净值占GDP比重将上升近一倍至65%。这意味着到2020年时，联邦政府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将从2007年的1.7%上升至 3.2%。
原因之三是，联邦政府采购项目对比私人部门采购项目的相对价格呈上升趋势，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大联邦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成本。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以来，住院治疗和高等教育对比汽车和服装的相对价格上升了5倍，对比电视机的相对价格则增长了超过100倍。与之类似的是，从尖端科学研究到银行监管等政府项目的复杂程度以及相应成本以超过整体通胀水平的速度上升。这反映出了全球化以及科技发展中的长期趋势。它们表明，如果政府希望继续按照相同水平提供此类服务，政府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必将上升至少3%。
原因之四是，为控制财政赤字而采用过的多种方法很快就将被证明为是不可持续的。联邦养老金债务以及联邦基础设施维护不及时就是两个例子。
与此同时，经审计的纳税申报单占比持续下降，还有证据表明不遵守税收法规的行为呈上升态势。这两点都是不可持续的政府开支缩减措施的表现。而且根据几乎任何一种有关政府职责的合理观点，近几年来我们目睹的社会不平等显著加剧等现象都应促使政府采取更多行动。所有这些因素表明，未来几年联邦财政预算很可能还将面临更大压力。
并不是没有办法降低联邦政府开支。目前在GDP中所占比重达到4.7%的国防支出就可以大幅削减。但另一方面，在现阶段充满威胁的国际形势下，美国海外驻军规模远小于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时期，这导致美国军事力量被过度拉伸。有鉴于此，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国防预算支出规模可能显著缩减。
在某些领域，科技可以显著降低政府成本，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目前联邦政府预算中最主要的部分与现金或实物类转移支付有关。相对于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领域，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特征的科学技术很难对转移支付发挥影响。通过取消过期或重复的转移支付项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政府开支，但对有关转移支付的浪费、欺诈以及滥用等问题所做的调查无一例外只能微不足道地节省开支
在未来三个月中，[瑞丰香港成立|基金会办理服务]美国社会将就扩大与缩小政府职能的利弊展开讨论。但未来三十年美国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必然导致公共部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趋于上升，除非联邦政府长期以来履行的职能被大幅削减。政府如何才能为将要面对的压力做好准备，以及政府在不损害经济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多少收入是下一代人将要面对的重大经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