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於中国增长会减速已基本形成共识，但何时减速以及减到多少，还存在争议。现在的关注点是中国经济能否在第四个10年持续高增长。
我们的看法是：一方面，[深圳注册香港公司服务]经济增长下一个台阶符合长周期增长的规律，我们要尊重经济规律，因此须摆脱两位数增长的幻想和高增长依赖症；另一方面，增长放缓不是“狼来了”，减速论不等於悲观论。
如果能够真正推进改革创新，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经济将会获得新一轮的改革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与全球化红利，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从而创造出第四个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较为强劲的增长。
首先，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并不是生产率的灾难。目前中国的服务业生产率低下，则与各方面的管制有关，这包括价格管制、准入管制等。因此，通过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将会促进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能够大大促进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标准定义的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但通过数量与质量上的提升，将会获得新的人口红利（或人力资本红利）。
一般是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根据这一标准定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到2015年就结束。但与之不同的是，高雷和泰尔斯采用劳动人口而不是劳动年龄人口来衡量实际的人口红利。在这里，劳动人口是通过构造不同年龄—性别组的劳动参与率，然後来加总获得全社会的劳动人口总量。比如，延长退休年龄就能够提高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导致劳动力总量的增加。
根据这一新的定义（即劳动人口）并通过模拟分析，他们发现，中国的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到2030年。这是通过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从而延长了人口红利的时间。
另外，从质量上，特别是从人力资本角度，则是获得人口红利的更重要途径。由於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这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
第三，传统的全球化红利在逐步消失，但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将会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全球化规则的修订实际上是改变我们在全球体系中的位势，能够更好地扬长避短。
比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就一方面可以减少大量储备的账面损失，同时也有利於在未来的全球金融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上有发言权，那麽就会在大宗商品价格谈判中处於有利位置；至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条款、指标以及碳交易，这些方面的规则制定将会影响到未来的产业发展格局以及各国责任和成本的分担，何其重要。
最後，新的改革红利在於新一轮改革的推进，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改革无疑是未来增长的关键。改革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既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又要推进政府改革。
当前，改革进入深入区，核心是利益再分配，是打破既得利益关系的重重纠结。新一轮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来统领，更需要勇气和魄力来推进。如果能做到，中国经济将会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这对於增长的促进是不可估量的。
通过以上条分缕析，[上海注册香港公司服务] 我们认为，那些论证中国增长放缓的很多理由都是值得商榷的；增长的快速下滑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宿命。如果能够启动新一轮改革，注重人力资本积累，鼓励创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会迎来第四个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较快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