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创新”、“回归本源”、“大资管时代”、“制度红利消失”等等——如果尝试着描述当下的信托业，这些话语是无法绕过的。
在专属经营领域依旧缺失、[南京瑞丰注册香港公司]多个金融子行业监管“松绑”、整个行业增速放缓、宏观经济疲态已现的情况下，信托业面临着在新的内外条件下何去何从的思考与抉择。
尽管信托的“转型”方向以及在未来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在更高层面上的通盘考虑，但对于行业本身而言，那已然超越了直观经验以及可控范围，因而显得稍微“遥远”。
因而，从信托自身出发，去认识、挖掘、实践自我价值的“不可替代性”，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何况，只有自身体现出无可替代的存在价值，也才能反馈到更高的决策层，为自己在宏观设计中获取更加有利的地位。
也许从中国为何存在独立的信托业这一角度去探寻，会对信托价值有另外的理解。
中国之所以存在独立的信托行业，既是基于历史的传承，更是出于分业经营的体制安排。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独立的信托业承载着金融体制改革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蕴含着培育中国其他金融业态的种种可能。可以说，信托业本身的出现，就是中国金融体制创新之路上的一道风景。
事实上，信托业的发展之路，便是一条不断自我否定、自我突破、自我超越的创新之路，而通过对信托机制与原理的不断理解、发掘与实践，信托所构建的业务模式、所拓展的产品类型、所树立的价值理念，都被快速移植到了金融的各个子行业，被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广泛运用于金融产品的开发和交易结构的设计之中，形成了连锁式的持续创新效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进步。
这充分说明了信托的价值在于创新，在于“探路”，在于其激发金融活力的“鲶鱼效应”。
相较于其他金融行业明确边界、设置条框、落实细则的监管方式而言，银监会对于信托的监管较为宽松，基本是“大开间，少隔断”，这给予了行业很大的自主权与自由度。
这样的思路，使得信托业具有这样的表象：实践常常先行，而理论、制度、规范则往往落后于现实。从信托监管具体操作中，也很容易体现出这样的特征：监管多以通知、意见、紧急叫停乃至“窗口指导”、“踩急刹车”的方式来对已经发生的信托实践加以规范。
这恐怕透露了监管层的心理：任你自由发挥，由我权衡分寸，信托闯关探路，监管拍板定夺。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决策者对于信托的某种期待：作为金融创新的先行者，以资本的逐利本能与机制的特殊构造作为内在驱动力，为中国金融实践闯出新的道路。
至于信托在金融功能外的价值发现与回归，除了在金融创新方面的先导功能外，信托的独特价值，可能更在于它可以超越作为投融资功能的金融工具层面，而作为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工具的价值功用。
信托源于英国中世纪的用益制，最初用途是为圣方济各教派修士提供生活物资捐赠。信托最初是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工具出现的，并不具备金融工具意义上的逐利性。
当信托制度传入中国后，其道义本源也得到了重视与强调。八十年前，程联在谈及“信托中国化”时，曾言：“苟我国商人本其"道德化"之信实，参以现代商律之裁制，组织信托公司，则其发展必大有可观。较诸欧美各国以"物质化"为信托之基础者，行见驾乎其上矣。”在认可营业信托盈利性的同时，将“道德化”作为极为重要的前提与基因加以阐释。
可以说，信托先天具有很强烈的道德人文色彩，附着着浓重的人文情怀，这就是信托作为金融工具但又超越金融工具的根本所在。这决定着信托的眼界将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的逐利层面，而应有更广阔的视域，更强烈的责任意识，更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现实感。
当下我们常常说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本源，但这只是投融资功能意义上的本源，更为本质的本源应当是作为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制度和工具，担负更多的社会功能，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实现更多的社会价值。
在中国目前的信托实践中，基本仍以资金信托为主，事务服务信托占比很小。而在信托发达国家，两者呈现平分秋色的形态。相较于资金信托为投资者创造直观的财富而言，事务服务信托则承载了更丰富的层次，有着更多元化的社会功能与价值涵义。
即使是在资金信托中，也并非都是简单的货币意义呈现，而可能是利用信托本身的价值为社会发展的宏观课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比如当前信托公司正在开展的土地流转信托、消费信托、家族信托等，都顺应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与走势，在为客户创造价值、为自身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在技术层面上服务着整个国家的宏观策略与大局意志。
诚然，以中国目前的市场状况而言，[天津瑞丰注册香港公司]让信托将关注点从单纯的盈利转向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还有各种现实障碍。
同时，事务服务信托的收益较低，尚不足以支撑信托公司的生存与发展，相对于现实，“未来价值”稍显“奢侈”。但作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与努力的方向，此刻的“侈谈”并非是没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