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裕阶层/高净值人士（定义为不包括自住房产的可投资资产超过600 万元以上的人士）向海外转移资产近年已渐成趋势。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注册萨摩亚公司]（BCG）和中国建设银行（建行）过去两年的调研，这类群体拥有33万亿元资产，已经转移了约2.8万亿元，约相当于中国2011年GDP的3％。2011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和社会卫生总支出也不过各为2.4万亿元。转移的资产中，绝大部分是房产、债券和股票，实业投资仅占14％。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趋势在明显加快，两三年内预计将翻番。这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国家和各界关注的问题。
中国富裕阶层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主要原因何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海外资产转移进行时
过去六年，BCG每年都深入开展中国高净值客户的调研。2011和2012年，BCG与建行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具备广泛代表性的4000多个私人银行客户（即高净值客户）的数据，并在2012年12月下旬发布了《2012年中国财富报告》。2012年高净值人群加速向海外配置资产。在调研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者的占比达到28%，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11个百分点。同时，资产规模越大的客户使用海外金融服务（等同于向海外转移部分资产）的比率越高。总可投资资产600万-5000万元的高净值客户中有海外资产的比例为24%，资产3亿元的这一比例提高到47%。
更值得关注的是，资产在300万-600万元的入门级高净值客户也在加速转移资产。他们拥有海外资产的比例在2011年几乎为零，2012年却增长到26%。资产在600万-5000万元的群体这一比例则从11%增长到24%。这一庞大的入门级基础富裕群体的增长进一步推动提升了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总人群。
在尚未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人士中，[萨摩亚公司注册]有四分之一的人群表示在未来三年内肯定或有可能会这么做。
对进行资产海外转移人群的教育背景、职业和财产继承情况的分析发现：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人士中拥有海外资产的比例较高。在海外大专和本科学历人群中，海外资产的比例达45%，海外硕士及以上人群中此比例达58%，远高于国内大专和本科学历人群中24%的比例。另外，专业投资人士、专业人才（如律师和会计师等）、演艺明星以及体育明星等自由职业者是投资海外比例较高的群体，海外资产分别达到40%、31%和27%；而在富裕阶层中占比56%的企业主群体中，其海外资产比例达到24%。财产继承方面，完成财产和业务向子女转移的富人进行海外资产配置比例占43%，高于近期无财产继承方面打算和安排群体22%的比例。
高净值人士海外资产总量占这些客户总可投资资产的比例约为14%-15%，对应约为2.8万亿元，相当于中国2011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2.4万亿元（包括财政的1.5万亿元）的1.2倍，是中国2011年社会卫生总支出2.4万亿元（包括财政的0.7万亿元）的1.2倍。根据我们的计算，未来二年至三年，这一数值将翻番。
中国高净值人群在海外资产的配置偏向于购置房产、债券和股票，而实业投资比例偏低。前三者合计占到海外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三，其中房产占约42%，债券占约18%，股票占比约15%，投资到实业仅占约14%。房产和债券投资与他们资产保值增值的诉求高度一致。
从使用离岸金融并转移资产的渗透率来看，广东和四川等地区的渗透率超过40%，显著高于全国25%的平均水平。广东、江苏、北京和上海是离岸金融市场 规模最大的地区。北京地区高净值客户的绝对数目最大，约为17.1万元，但是其中使用离岸金融的比例低于其它发达省市，约32%。
在转移资产的渠道方面，高净值人士主要借助于国外金融机构投资（约26%）和国内中介机构（约22%）的方式，其他主要渠道包括国内金融机构（约17%）和家庭成员移民（约13%）等。总可投资资产在3亿元以上的客户转移财产的主要渠道分别是国外金融机构投资（约32%）、国内中介机构（约18%）、家庭成员移民转移资产（约18%）、国外中介机构（约12%）、海外公司贸易形式（约10%）和国内金融机构（约10%）。
在资产转移到海外的过程中，高净值人士主要受税务、法律、投资环境和移民政策等困扰，其中对税务政策不了解的占比约45%，对法律流程不了解的占比约40%，对投资环境政策不了解的占比约37%，对移民政策不了解的占比约32%。
约28%的高净值客户已经开始向海外转移资产，而且移民是他们最喜欢探讨的话题——很多人已经将子女送出国，这与社会上其他调查的结论相符。但从高净值人士自己的国籍分布统计，仅有6%移民，绝大多数依然是中国大陆公民。主要原因有：1.通过子女配偶，可以实现资产配置或保障家人的生活品质；2.中国的富人日益成熟，中国巨大的事业发展机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对他们有足够的吸引力；3.随着国内法制和税收日渐健全，外籍身份在国内经营获取设立、税收等优惠待遇平等化。这些因素都验证了高净值人士对中国仍有信心或存在难以割舍的联系。由于中国富人成功在中国，因此他们仍倾向于将中国作为未来发展的主场。[萨摩亚注册公司]
高净值人士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主要目的在于：资产保值和增值（有此目的者占比约45%）、确保资产安全性和私密性（约38%）、以养老、医疗为诉求的移民和子女教育要求（约38%），还有方便海外业务发展（约31%）和进行全球配置以对冲国内风险（约28%）等，概括而言即信心、高端服务和全球资产配置。
与之相对应，在富裕阶层海外资产转移目的地的选择上，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成为主要集中地，这三地集中了高净值客户60%的海外资产。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占比分别为22%、21%和16%，紧随其后的是瑞士（9%）、新加坡（6%）和澳大利亚（5%）。这三地同时也是海外移民的热门目的地。当离岸中心同时也是良好的客户定居地时，该目的地将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相较于欧美的离岸中心，亚太的香港和新加坡在文化和距离上更有优势。香港更是大陆高净值家庭海外资产的最大集中地，距离近、语言互通是两个重要因素。满足高净值人士在子女留学和移民方面的诉求，美国和加拿大成为中国海外财富第二、第三大集中地，但中国客户对其法律和文化相对陌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客户对资产配置的兴趣。瑞士等欧洲离岸中心对中国客户的吸引力较小，当地苛刻的移民政策使得国内客户更倾向于北美。选择瑞士的中国客户更多的是出于资产私密性、安全性以及全球资产配置的考虑。
疏堵有道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高净值人士资产海外转移的态度和措施一般是“疏”和“堵”。就“疏”而言，主要可以增强富裕阶层对本国政府保护合法私人资产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的信心，保障个人信息合法隐私权，多层次培育资产管理市场，优化国内税收环境，提升多层次高质量社会保障和教育环境等。而海外常见的“堵”的举措则包括：限制资产转移和对离岸理财产品进行更严格的审批，在全球范围内对本国富裕阶层离岸资产进行彻查和征税，禁止在岸金融机构进行离岸银行业务推介，限制离岸银行的营销和推广活动以及加强外汇管制等。一般而言，每个国家或地区会根据实际情况及在国际上的实力和话语权兼顾“疏”和“堵”。比较有借鉴意义的是美国和台湾地区。
美国是超级大国，软、硬件一流，不太需要更多的疏导。其居民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主要原因是合理避税和逃税。美国对其他作为离岸中心的国家或地区以及离岸银行而言有较大话语权，再加上近几年国库亏空、债台高筑，该国正在逐渐强化“堵”的措施，比如，从2010 年起美国政府加紧追查居民海外账户和海外资产的真实性和实际规模。
美国税法规定，凡是在美国长期居住的人，在国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的资产，或者储蓄在1万美元以上都要向美国政府申报。这项法律早在1971年就有了，但以前并没有严格地执行。按照美国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的要求，所有想在美国经营的外国银行从2013年1月1日开始都必须向美国财政部提供客户信息，否则就被视为与美国政府不合作。美国已经成功迫使作为离岸中心之一的瑞士予以合作。
配合美国海外资产彻查和征税这一强硬措施的是美国较完善的法律体系、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等扎实的基础。特别是针对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如专业人士、金领等，美国相对较完善合理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对抑制其资产海外配置冲动的效果比较显著。
是否公平、能否真正起到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调节作用是个税征收的重要出发点。美国个税体系的主要特点是：按家庭、按年度计算征收。由于制度比较成熟、税收机关征税方便、征收成本低以及征税面广等，因此能够确保政府获得正常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税率并不高，这样能够保证他们对资产保留国内没有过多顾虑，抑制了其资产海外转移的行为。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个税体系的具体比较来予以说明：
首先，中国实行的不是综合所得税制，而是分类所得税制，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将纳税人所得分成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等11个类别，相当于有11种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不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真实应纳税所得的水平，容易造成应税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主要是企业主）不缴税或少缴税，而应税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主要是金领、白领和工薪阶层等中产阶级）多缴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