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和社会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严重，发展的成本逐步提升，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旧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近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毛里求斯公司注册服务]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根本手段。
为此，我们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作为产业经济研究的专家，他参与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相关问题调研和文件起草工作，参与“十二五”及2020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研究，而且曾经走进中南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人。
投资难以支撑经济
《21世纪》：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2020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一目标的背景是什么？
冯飞：中国经济出现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长期趋势，这个趋势在时间上存在争论，是现在出现还是“十三五”或者再往后，但是潜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判断没有问题，经济增长靠投资很难进一步支撑下去。
我们做过测算，目前中国增量投资的产出率，和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大致相同。支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投资呈现上涨趋势。特别是投资效率明显下降，每单位GDP增长所需要资本增量，与1995年相比增长近三倍。
经济再靠投资来支撑，一方面就是投资的成本过高，另一方面投资所积累的金融和财政风险越来越大，这种方式很难再支撑下去。
中国需要经济增长驱动力方面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从依靠投资的增长，要转到一个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以提高经济效率增长的质量为核心的方式的转变。
《21世纪》：伴随着经济和社会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严重，发展的成本逐步提升，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的比较优势是否还存在？
冯飞：我们既有的比较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已经开始影响到产业的竞争力，现在看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比我们预计的要快。
前段时间我们对某省调查，过去5年这个省的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速度15%，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为8%，只有前者一半。
横向来看，中国劳动生产力提高速度在全球是最高的，但是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更快，“十二五”提出“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现在后一个同步比较难。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产业发展。
劳动力成本上涨面临着长期压力，主要是“两个拐点”的集中出现，一是刘易斯拐点，普通劳动者供给短缺，这个拐点在2004年已经出现了。第二个是人口红利拐点，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有可能出现在明年。这两个拐点的时间差是9年。[注册巴哈马公司服务]
日本和韩国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当中，都碰到与我国类似的问题，就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但是这两个拐点相差时间，日本三十年，韩国四十年。
经济与科技“两张皮”
《21世纪》：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科技体制改革，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冯飞：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的问题。我们讲了多年产学研紧密结合，但实际上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不断的在讲，但问题始终存在。
《21世纪》：大会也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逐步增长的政策措施，健全科技投入体系，如何解决经费投入效率的问题？
冯飞：科技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政府科研经费管理和分配上如何能高效。科研经费，现在是分散在很多政府部门，包括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很多部门上都掌握着，而且在科技工作不同环节，有的是在研发，有的在产业化，造成很多科技资源难以形成合力。钱花了不少，但过于分散。对科研承担单位来讲，同一项目可向不同部门要钱，科技资源没很好的应用，所以科技体制改革，要把政府的钱花的更有效。
工业革命的机会
《21世纪》：最近很热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话题，您怎么看？
冯飞：目前要做判断，说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端倪更合适，这个影响可能是逐渐升华，在未来若干年才会体现出来。像美国的制造业回归，现在主要的因素还不在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不在于技术因素，而是制造业成本。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成本差距在逐渐缩小，甚至这种缩小的幅度超出预期，主要是中国的国内因素造成的，比如刚才讲的人力成本上涨。
第二个方面就是美国的低价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价格比其他国家都低很多，甚至是我们天然气价格的1/7，形成的全球能源价格洼地。
第三是美国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目前造成美国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开始复苏苗头。主要还是这些因素。
《21世纪》：制造业回流目前看来还是欧美本土企业的回流，以后会变成中国的企业也跑到美国去吗？[香港公司做帐审计说明书服务]
冯飞：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就地化生产。比如说数字化制造所带来的便利，贴近消费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对市场需求有快速的反应能力。这会影响到产业竞争力非常核心的问题，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回流到市场范围大、市场需求多层次比较突出的一些地区，实际中国也具备特点，中国13亿人口大市场太诱人，同时呈现个人化的特点。
因为中国如果说整个经济发展转为内需主导，我想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过程当中可能就地化生产，对中国来讲可能反而是一个机遇。
但是也存在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分散决策，包括生产的分散化和决策的分散化，这是非常关键的。
相对于未来的分散决策，目前中国的政府集中决策，可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前面临更加突出的问题。所以最根本的还是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