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到地方对民生建设的重视和强调，有助于为日渐强烈的追求幸福潮流提供良好的客观基础。从已有的发展来看，当前社会舆论对“幸福指数”热的冷思考中，对民生建设的重视会得到较多的回应，也会为加强民生建设提供来自“幸福建设”的动力。
中国兴起“幸福指数”热
两会期间，“幸福指数”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实际上，“GDP减速，幸福提速”在中国已成燎原之势，在各地已经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幸福”处处可见。
新近公布的北京的“十二五”规划要求“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广东则在各省市中率先提出“建设幸福广东”，并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则提出到2015年“农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5%”，并率先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调控写入规划，并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其他地区类似“幸福”承诺更是层出不穷。
在两会召开前的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将“幸福”解读为“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其实，早在2006年，国家统计局就曾表态将把“幸福指数”和“社会和谐指数”纳为新的统计内容。同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说中也明确提出“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从2009年底开始，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已经致力于“中国人幸福观调查”。
“幸福指数”大热是中国社会急需转型的表现，是人民与时代的要求。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政府的施政首要目标是追求GDP经济总量的增长，这已经阶段性地获得成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中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过于强调GDP的发展模式积累了过多的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生存环境恶化以及通货膨胀、楼价过高、社会保障缺失等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焦虑，发展方式的转型迫在眉睫。以收入为例，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6-2006年期间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城乡差距和居民内部的贫富差距仍趋于扩大，通货膨胀加剧了这一趋势。在民生领域，读书贵、看病难、房价高已成社会顽疾，食品安全、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等问题也仍然较为严重。因此，如何增进人民福利，恢复社会公正，要求政府工作以人为本而不再是GDP增量成为时代要求。为了能将这一目标量化而被政府贯彻执行与考核，就需要一个地位与GDP类似的“幸福指数”，来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型。
热潮中的冷思考
“幸福指数”需要重视对影响幸福感的客观基础的评估。大部分中国人仍然处于对经济增长比较敏感的阶段，因为人均GDP水平不能反映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更不能反映日益拉大的贫富差别，加之日益上涨的物价，中国人的幸福与收入增长仍然高度相关。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福利保障不足、环境恶化以及通货膨胀等，民众处于对收入与福利、环境等客观物质条件依旧渴求的阶段。因此，即使东部沿海地区一部分人主观幸福进入对收入增长不敏感的阶段，但大部分人仍然谋求生存的安全与稳定。在中国，“民生指数”这样的基础性客观标准仍然重要，仍然有现实意义；“幸福指数”比较强调主观评估，但仍然可以将有关民生建设的指标作为核心部分。
现在“幸福指数”和“幸福”已经成为一个热度很高的词，但是，相当多的人仍然不清楚什么是“幸福指数”，甚至连“幸福”是什么也没有搞懂。毕竟中国这种发展中的经济体所处的特殊的转型期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幸福指数”包含哪些指标需要结合国情加以研究。如果没有反映国情的指标体系，比较容易流于无的放矢、空喊口号。
需要注意的是，与“GDP至上”一样，现在也有一种将GDP与幸福指数对立的倾向，似乎只有GDP增速下降才会有更多的幸福，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是不理性。应该看到，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主观幸福对经济增长仍很敏感，他们需要增加收入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并非GDP增速降低了，幸福就上升了。人们渴望“幸福”是因为政府在社会分配、环境保护、物价稳定、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职能缺失，这些目标与经济增长应该在政府施政中居于同等的位置，而不是忽略。
也有不少论者认为，对于“幸福指数”的“崇拜”，会因为政府过于重视社会公正，更加干预市场而强化自己的权力，忽视对行政权力（如腐败、寻租等）的制约以及创造人人平等的环境，这样可能出现改革的停滞或倒退。比如，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简单的增加补贴或者减少个税，而给人公平的机会才是最大的公正，但中国既存在户籍歧视，也有特权存在；又如，给企业公平的市场准入才会扩大社会投资水平，促进就业。
民生建设有望为追求幸福提供基础
民生建设是近年中国发展的一个核心词，今年两会这种趋势尤其明显。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两会代表的讨论，都可以看出民生建设是代表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在重民生建设的政治潮流中讨论“幸福中国”或者幸福区域建设，有意思的地方是，幸福区域建设很难回避民生建设，而且往往必须以民生建设作为其中的核心内容。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的重点，比如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等方面，无一不涉及目前社会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广东和重庆是目前在幸福区域建设方面最受舆论关注的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代表在两会谈及幸福感，不约而同地强调民生建设，而且重点强调的民生问题也比较接近。
广东省长黄华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东高度重视改善民生，把“富民”放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将采取五条主要措施为“建设幸福广东”开好头、起好步。其中包括多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扎实推进扶贫开发的“双到”工作，推进产业、科技、医疗、旅游、劳动力转移等专项扶贫工作；集中力量为人民群众办好事，为困难群众发放价格补贴，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等。黄华华说，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承诺要办好十件民生实事，为此省财政将投入352亿元。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则认为，重庆虽地处西部，经济条件远不如东部沿海，但同样可以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甚至做得更好，因为幸福感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发达”所决定的。只要能真正让千家万户感觉到，我们走的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只要让更多市民感知，社会是安全的，是有公平正义的，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只要让大众信服，反腐败是坚决的，对坏分子是严惩不贷的，他们就会有更多的幸福感。
薄熙来还认为，幸福感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固然与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就业状况等物质因素密切相关，并以此为基础，但同时也有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需求，有对整个社会精神状态的感觉。幸福感既有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感知，又有对未来的预期和憧憬。比如上世纪50年代，尽管当时中国还很穷，但绝大多数人内心一片光明，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那时的人同样具有强烈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