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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将在六月公车私用费用拟在工资中扣除

  刘国兴委员认为,公务车私用收费关系到使用成本的问题,最关键还是要加强监管,要从申报制度上进行控制,首先通过里程表来监控,“超过市区范围就得监控去向,离开广州就得预先申请报告。”他认为,每个机关单位内部还得定期进行“晒车单”,进行部门间的互相监督,“对一个月、一个季度都没有用车的进行奖励”。对于收费标准,他认为应该由财政局测算,目前一些部门的确存在公车私用问题,但“不能一刀切,只能一步步来”。

  仅限公务员私用公车 既违背法治也不公平


  律师行业人大代表直言:即便公车付钱私用也应先立法规再询民意

  记者 李国辉 吴璇 李文 李婷 尹来 李佳文 公车付费私用的依据在哪里?费用怎么收?怎样让监管公正?来自律师行业的代表田子军认为,“公车付费私用”关键是谁有资格付钱私用,如果仅限于公务人员,那便不符合法治精神、有违公平正义的追求。

  公车“盈余”表明预算不合理

  田子军说,谈论此事,首先要追溯其前提条件。公务车是公务部门办理公共事务所配用的车辆,是政府财政出钱购买的,说到底花的是老百姓交的税费。而作为公共财产,每一批支出都应该经过预算审核,确实缺一部才能买一部。在预算审核科学的情况下,公务车的配置应该是严谨的。如果可以被拿来私用,这说明公务车在公务使用之外有“盈余”,财政买车的钱支出多了,反过来表明预算不尽合理。

  “公车私用”要确保公平公正

  “如果公务车可以被拿来付钱私用,那也必须确保公平公正,其使用价格和使用主体都要公平。”田子军说,首先应该立法立规,公车是公共财产,使用公共财产必须要有法可依,公车什么情况下可以私用、价格如何、谁可以私用,这些都应该有个规定,并且征求民众意见。

  田子军认为,如果仅限公务人员私用公车,即不符合法治精神。因为既然是私用,那就说明不是在工作时间,而公务员不在工作时间,你也是普通老百姓。“既然你可以付钱使用,那凭什么普通市民不能付钱使用呢?”田子军认为,公务车付钱私用的受众应该是全体市民群众,否则便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相悖。

  观点PK

  支持派

  容小梨:关键在于规范制度

  “公务车改革是大势所趋,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市人大代表、市政法委副书记容小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公务车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制度建设。

  对于公车收费后私用的措施,容小梨表示,关键在于规范制度,保证每一条措施都能按制度办,而不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被随意更改。“既然规定了可以用,就一定要有相关制度,对于如何交费、交多少

  都要规定清楚,让单位和个人都能很好地执行。”

  另外,容小梨还提出,如果实行收费,就要有相应的监管,“这种监管必须是实实在在监管得到的,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总之就是要能真正把行政经费降下去,拿更多的钱用于民生。”

  李亚伟:能提高车辆利用率

  李亚伟委员认为,对公车私用进行收费,有一定难度,但能够提高车辆利用率,对改变当前公车私用也是有用的。

  “只要能够硬性地鉴别是公用还是私用,还是可以操作的。”李亚伟说。只要在公车上安装GPS,又能够有一个独立机构进行管理,还是能够对公用、私用作出判断。他也承认,设立这么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难度很大。

  另外,还可以靠外部监督来辅助管理,如在公车上加贴标识,便于群众识别、监督。

  反对派

  梁盛祥:公车私用收费不现实

  “我看这种做法不现实,”市人大代表梁盛祥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公务车收费,就变成了营运的性质,“车辆要营运,必须得经过很多程序,而且收费的价格也必须由物价局核准,必要时要听证。”他认为,如果随便就实施了这个措施,是不合法的,“这就等于把公车私用合法化了。”“靠收费解决公车私用问题是不现实的。”梁盛祥表示,解决公车问题,一靠管理,二靠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有些代表委员提出的靠统一颜色、统一标识等社会管理手段也可以考虑。”

  梁盛祥说,公车是国家财产,要按照机关财产来管理。区别开真正的公务和非公务用车,要通过内部的管理,将公私明确分开。

  钟国才:装GPS是作秀根本没用

  从事律师职业的钟国才委员不赞成公车私用并收费。他认为,这种思路在操作上并不可行,会产生许多管理问题。但从制度渠道上来说,只要相关部门批准,法律上的途径是成立的,“就像政府的招待所可以对外营业一样”。

  钟国才说,从管理角度讲,会产生里程不好计算、收费人不好确定等问题。“如果公车是按里程来收费,这个里程到底怎么算?”他说,公事、私事如何区分,显然也是个麻烦的问题。

  另外,收费方也不好确定。如果单位自己收的话,“就算一公里1.5元,跑个50公里75元,你怎么收?真的能算得很清楚吗?真的能收到手吗?”

  至于收费标准,也不好统一,“12座的面包车跟4座的小车一样价格吗?接待用的捷达车和奔驰相同的价格吗?”这也使收费更加不可操作。

  对于给公车装GPS、贴标签等监管措施,钟国才不持乐观态度,“根本没有用,是作秀的,这样的措施和想要的结果之间,根本没有因果联系”。因为,如果单位本身抓得不严,任何人都能找出理由去用公车,“假如有人看见我的车在三元里了,我可以说是业务联络;看见我的车在某个酒家了,我也可以说是公务接待。”公务车私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钟国才认为,这是畸形发展的恶果。因为,现代社会中,公务车应该是极少的,“本来人家只是一只小鸡,是你把它养成恐龙了。”

  无奈派

  王跃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公车私用收费是没办法的办法,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市人大代表王跃林表示,虽说是进步,但其在可操作性上还有欠缺,也只能是一种过渡性措施。对于1.5元至1.7元每公里的收费标准低于出租车,王跃林表示,这种收费不能用出租车的标准来衡量,“毕竟出租车还有牌照等很多其他费用。”

  “什么是公车私用?有时很难界定。”市人大代表李国红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治理公车私用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矛盾,“现在政府部门承担的任务非常重,公务也非常多,如果发生水浸街等突发事件,可能来不及批。”

  建议派

  刘国兴:机关单位内部定期“晒车单”

  “公车私用的收费不能完全市场化,如果那样,还不如去打的。”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司法局党委副书记刘国兴在谈到公车私用问题时没有褒贬,而是积极献策建言,他认为收费标准应经过市财政局来测算,但不能完全市场化,略高于成本即可。他坦言,自己也有公车私用的时候,但“该交费还是会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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