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香港人不愿创业:掉队互联网时代 不缺钱又找不到钱

    兆静现在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接送5岁的孩子上下学。在香港有很多这样的家庭主妇，因为香港公司的制度非常严格，请假都会按小时来计算。

    2007年，兆静来到香港，在香港理工大学读博士，那时候内地来香港的人还很少，她说，自己来香港，就是奔着香港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系，法制健全，竞争公平……在香港，政府对市场实施自由的政策，靠制度，不靠人。

    在香港，金融业很发达，是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百慕大公司注册]低税政策和简单税制，为商业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完善的法制则保证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吸引了大批外国金融机构进驻香港。

    在香港，线下购物非常完善，去楼下就可以解决购物需求。

    ……

    不过，香港以前的优势恰恰是成了现在创新发展的绊脚石。

    “社会上普遍认为香港具有很多的优势，例如具有健全的金融市场、法律制度和发达的通信等方面，但与深圳相比，香港在创业创新方面显得落后”，香港上市公司商会主席梁伯韬告诉i黑马，“我是香港人，本来我想说香港的好话，但是我觉得不容易。”

    当然，香港也在做着改变。比如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局，比如举办了第一届香港国际创客节。

    2015年5月，兆静开始在首届香港国际创客节组委会做兼职工作，负责一些日常接待事务。她明显感觉到这年香港的创业氛围变浓厚了。在这里，出行、互联网金融、智能硬件正在成为创业较多的方向，在这里，香港研发技术，内地做配套生产成为一种共识……

    掉队互联网时代

    香港很早就开始提供互联网服务了，或许比1990年代初期还早。

    商业楼宇和住宅几乎都被宽带覆盖，公众场合都提供免费上网服务。香港互联网使用者数量在10年前，已经占了香港总人口1/2以上。香港人基本上第一时间就能用上欧美主流互联网产品，搜索谷歌，电商eBay，视频YouTube，社交Facebook，邮件Gmail，Whatsapp……反观内地，10年前，互联网使用者数量才是总人口的1/13。面积过大而发展不平衡，很多用户的一些购物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农村的用户)，需要借助网络来完成。

    这种情况下，内地人想利用互联网的愿望非常强烈。马云抓住了这个机会，做了一个叫做“淘宝”电商平台，10年之后，他成为创业英雄。

    但是，在香港，对于日常消费，人们只要去楼下就可以解决需求，香港每个社区购物、饮食、健身娱乐等设施一应俱全，你完全不会感受到购物的不方便。

    即便，你买一些非日常消费的商品也很方便，无论到铜锣湾、尖沙咀还是旺角，交通便利，人们一个小时都可以到达。而且香港人力成本很贵，物流配送也比较难实现。

    香港人的这种惯有的消费习惯就让乐视吃了不少苦头。2014年下半年，乐视把海外战略的第一站定在了香港。

    乐视亚太区执行总裁莫翠天回忆，“很多的线下的销售渠道都很成熟，要让它瞬间切换网上购买你的产品，其实对很多消费者是一个心理障碍。他可能会不放心，对你的产品质量、用户体验、售后服务会有很多置疑。”

    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香港的优势不言而喻。但成熟的另外一个潜台词，是垄断性比较强。

    香港1/7的私宅物业、70%的零售市场份额、近一半的港口生意、香港市场份额最大的电器连锁店和香港的主要电信及移动通讯营业商之一等都是李家的。在香港土地、电信、水电、天然气等多个领域，李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

    这种垄断导致香港创业还停留在李嘉诚这一代。错过了互联网时代，没诞生有香港基因的互联网创业者和公司。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如果不从创新行业去入手的话，很难站稳脚跟。

    不缺钱却又找不到钱

    姚刚是湖南人，2011年来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读博士，他主攻的技术方向是移动网络和基于位置服务。在读博时代，他就表现出靠前的技术天赋，参与RGC(研资委)、TIF(创新科技署)等多个港府科研项目，取得3项国际发明专利。

    2014年，他和本校同学杨黎斌、章池生一起创立了微蜂WiFi公司。他们开发的是一款商用WiFi，这款产品的魅力之处就在于，用户免费登录上网时，企业可以利用wifi登陆界面进行优惠宣传、菜品介绍等，实时收集用户数据进行二次营销。

    姚刚的项目获得了香港理工大学大微基金10万港币的启动资金。只是，10万港币根本赶不上微蜂的研发速度，公司需要不断做新产品。2013年，姚刚他们开始寻找新一轮投资。

    那时候，姚刚考虑过在香港寻找投资，但是结果并不理想。

    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大都关注二级市场，围绕上市公司做PE、并购。更多的时候，初创期的企业寻到的都是个人天使投资人。

    2013年底，姚刚选择了内地的风投，获得了深圳力合创投的500万元投资。“我们觉得拿这个比拿个人投资好，某种意义上，个人投资资金少，能够得到帮助的资源也有限。”

    在创投市场，香港很落后。不像内地有着完整的创投产业生态链，从天使投资到后面每一轮的跟进都相对成熟，香港更看重是最后的上市。

    科通芯城CEO康敬伟在2015年7月开始关注香港市场，他观察到，香港从来不缺钱，它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投资者，但是在香港的创业者却找不到钱。

    某种程度上，这和在上海创业的人没有北京、深圳多是同一个逻辑。

    它们都是以资本为主的城市，金融业发达，人们都对资本充满渴望，大量的资金用来炒房地产、买股票，而并没有流入到实体经济，更流入不到创新创业的群体。

    金融、地产早已是香港第三产业中重要的两大板块，再加上进出口贸易和旅游，这四部分产值占了香港GDP的半壁江山。

    只是10年前的香港并不会意识到，如今地产会成为影响它再一次崛起的因素。“蝴蝶效应”的翅膀已然张开，在某种意义上，高房价绑架了香港。

    光房租这一项就让很多创业者望而却步。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就是在香港商业中心中环租房的创业者们，高博就是其中一个。

    2007年高中毕业后，高博来到香港读大学，毕业后做过葡萄酒投资，2014年8月，他和其他两位合伙人把老家陕西特色的凉皮肉夹馍店开到了香港中环，取名“西香记”。

    高博他们租的是一间使用面积只有20多平米的办公室，一个月租金就要4万多港币。高博说，虽然中环租金贵，但是人流量和目标客户都是创业选址的考察因素，如果不考虑客户因素，即便是像观塘工业区这种比较便宜的地方，一平米也得200-300港币。

    在香港创业3个月，高博他们已经有几百万港币支出。“人力成本是另一项高支出”，高博对i黑马解释，一个人最初级工资在1.2万或者1.3万港币起，还要聘请专业的人才，专业的服务器，根本扛不起。

    高房租和高人工成本，成了香港创业的最高支出。可以说，香港年轻人创业机会成本很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大公司工作，就可以拿到1.5万到2万，甚至3万的工资。

    在香港长大的“煤老板”CEO王硕功回忆，他身边的同学几乎都进入大投行、银行等工作，“因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推崇的都是这些行业的佼佼者。”

    人才被大企业招安，创业风险和成本又高居不下，无疑阻碍了创业者形成规模化的投入，而仅是零星的“游兵散勇”。

    创业里的“游兵散勇”

    香港本地也有愿意创业的年轻人，甚至比马云创立淘宝的时间还早三四年。

    钟伟民，OpenRice CEO，他创办了一家提供餐厅搜寻服务和用户发表食评的网上平台，据高博说，OpenRice的规则很严格，信誉度很高，在香港本地影响力很大。

    按照正常的发展，钟伟民或许可以成为香港创业的一个拐点人物，然而事实并没有。

    香港的市场环境，没有压力，没有竞争，就变成一个很封闭的的市场。即便90%以上的人都在用，市场依旧小的可怜。

    反观内地，和OpenRice类似业务的大众点评，在初期的时候，质量并不高，用户可以随便注册，随便写评论。但是，如今其市值和影响力，甩了OpenRice不知道有几条街。

    香港创业只做本地市场，这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尝试。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创业团队都只选择香港本地市场。

    2013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后，龙沛智开始了自己的互联网金融创业，取名“WeLab”。这是一个网上借贷平台，为申请人提供2万-30万港元不等的贷款。

    之后，龙沛智把目光锁定在更大的国内市场，[百慕大注册公司]推出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网上借贷App我来贷。

    在香港创业，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落脚点。龙沛智有了自己的经验：香港市场小，一般不适合做客户量大、利润低的行业，反之则很合适。而且香港人口集中，品牌很容易被大家所知，企业要有复制商业模式到其他国家的能力。

    对这个话题最有发言权的，恐怕是猎豹CEO傅盛了。猎豹一开始主打的就是海外市场，2014年猎豹在美国上市。

    傅盛对i黑马说，移动互联网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人口的规模优势，香港创业团队思路上也要拧过来，不是只做一个香港本地公司，而要做全球公司，要不直接做中国大陆市场，要不就是国际市场，小的区域市场的很难成长起来。

    林凯源(Steven Lam)一开始就知道GoGoVan不能只看重香港本地市场，他把业务还推向了台湾、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是GoGoVan的最新战场，并取名快狗速运。

    回到201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毕业后，林凯源回香港开了一家Box AD公司，通过外卖饭盒发广告，免费给中餐馆用，收的是广告商的钱。“当时我们没有货车，每一天都打电话到电教中心找车，后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痛点。”

    2013年，林凯源和其余四位合伙人共同创立了GoGoVan，做了一个货车对接服务平台，打破了Call台对货车调度的垄断模式，制定一个司机和用户都能接受的平均价格，用户直接在App上下单，司机根据目的地和行驶路线来抢单。

    林凯源并没想过自己的公司有一天可以融到千万美元的B+轮融资，占据香港货运市场60%的市场份额，他当时只是单纯的看到了货运行业的问题，并找到了解决的方向而已。

    林凯源的300多个香港同学中，创业的不超过10个人，互联网创业的只有他一人。

    孤独，不被认可。这可能是林凯源那时候最真实的感受。

    这种感受同时也出现在龙沛智身上。

    那时候，龙沛智身边的朋友，只有他在做着互联网创业。朋友们不懂他在做什么，听着觉得很危险，就连父母也反对他这么做。

    在龙沛智的父母惯性思维里，供职大银行，工作稳定是孩子最好的出路。他们对香港现有的商业模式、社会规则很认同，根本不了解互联网创业。

    令人沮丧的是，香港年轻人大都也是愿意留在大公司，不愿意创业，在初期招聘员工的时候，龙沛智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人。

    “在香港，本地人创业很少，更多的都是外地人在创业，比如老外，港漂。”龙沛智告诉i黑马。

    硬蛋香港负责人王巍有着很深的感受，她回忆，在今年7月的时候，香港创业圈还在讲英语，愿意来体验硬件产品的大多数都是老外，本地人没有兴趣。即便是马云在香港的演讲引得上万人前去观摩，但去听讲的几乎都是港漂，真正的香港本地年轻人少之又少。

    和内地如火如荼的创业大军不同，香港大多数人都没走创业这条路，创业的队伍还是一种“游兵散勇”的状态，离“正规军”还有一段距离。

    想要转变观念不容易，只能熬。

    并非一无所有

    更多的时候，在香港的大学研发技术，回到中国内地做配套生产，成了大家的一种共识。

    众所周知的成功故事就是大疆无人机的汪滔。

    2006年，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宿舍创立了大疆，公司选择在深圳的民房办公，当时办公环境非常简陋，但如今，这家公司估值达到100亿美元。

    同在一所大学深造的张云飞，发现学校自动化实验室都在做无人机，但他觉得用类似的技术做无人船更有新意。他选择回到广东珠海，做一个“水上机器人”，不需要人操控就可以在水面上独立执行任务。

    后来，汪滔和张云飞的选择都被证明是成功的做法。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研发的DeepID人脸识别技术的准确率超过了99%，这个技术也和内地企业科大讯飞进行了合作，还在深圳举办了一场人脸识别发布会。

    香港学校有科研优势，内地则有很齐全的配套生产，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互补。

    现在，香港投资环境在不断变好。

    之前，香港政府成立了数码港和科学园，为创业者提供相关支持，资助包括小额资金(10万港币到30万港币不等)和办公资源(免费办公场所)，还有低息商业贷款、孵化器项目、创业比赛等。在香港本土，有一些官方或者民间的孵化器，有些影响力的如cocoon、startuphk， 不定期也会有活动和交流，虽然还没有明显的项目成果。

    香港创业者在数码港很容易拿到政府支持，王巍对i黑马说，一个桌子800港币，一个月4000-5000港币就可以办公。

    这样，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了。

    Air Button是新成立的一家公司。它通过NFC与手机相连，给手机加个开关。创始人黄议徳说，香港做生意环境很好，创立公司很容易，税很低，还可以连接到内地和国际市场。

    几乎和黄议徳同一时间，袁峰也开始自己的创业历程。他的公司名叫“decasense”，他做的是一个智能硬件，能够帮助玩高尔夫的人更精准的掌握好正确的姿势。

    ……

    今年，香港确实新增的了不少创业企业。

    香港投资推广署在2015年9月公布了一项创业生态调查。投资推广署访问了40家共享工作空间及创业培育中心和加速器的营运者，发现共有1558间初创公司在这些创业空间内运作，同比增长46%。这些初创公司共提供4535个工作空间，同比增加60%。

    但是，这样还不够，创业这种高风险行业，政府需要更多的支持。

    今年以来，香港政府为了支持年轻人创业举办了第一届香港国际创客节，目的就是希望告诉大家，创业也可以很成功。而且，“难产”三年之久的香港创新及科技局终于在今年11月成立，直接表达了香港在创新及科技方面想要急起直追的心情。

    2015年，微风不过乍起。香港踌躇满志，打定主意要有所作为。

    不过，创业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一个过惯了好日子的地方，抗得了苦日子吗?一个大公司文化处处熏陶的地方，打得好创业战吗?在由守转攻的过程中，香港能否保持住自己的节奏?

    一切还是不确定。